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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转型 知识产权应当大任

来源:广州日报   2014-10-20 14:54:36   点击:

导读: 日前,长期研究知识产权问题的中南财经大学原校长、知识产权研究中心主任吴汉东教授在广州中新知识城接受了记者的采访,探讨知识产权如何驱动产业发展等相关问题。

今年初,国务院曾颁布《深化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行动计划 (2014~2020年)》;年中,又布局北上广三地要建立专门的知识产权法院。这一系列的部署,可看出国家对知识产权在制度和司法上的战略重视。日前,长期研究知识产权问题的中南财经大学原校长、知识产权研究中心主任吴汉东教授在广州中新知识城接受了记者的采访,探讨知识产权如何驱动产业发展等相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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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财经大学原校长、知识产权研究中心主任吴汉东认为——

●我国还没有形成“崇尚创新”的保护知识产权的氛围和意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社会公众对知识产权的认可程度还是不够。

●在我国,最大的问题是知识产权保护的力度以及对侵权行为的遏制,还没有达到足以弥补权利人的损失,也不足以遏止侵权人的行为——诉讼周期长、赔偿数额低。

●要变成世界强国,标志之一就是要成为创新型国家,其次就是要成为一个法治国家。知识产权就是创新发展的基础,同时也是保护创新的法律工具。

●广州的中新知识城集成了保护、服务和产业发展,能起到引领和标杆作用,是值得复制的发展方向。

●广东过去经济大部分贡献来自加工贸易,要更新换代,必须转变发展模式,就要靠知识产权。

法律构建:被动变主动的战略性设计

记者:您研究知识产权问题那么多年,您怎么评价我国在知识产权保护上的法律构建?

吴汉东:改革开放之初,中美合作的时候,美国就提出要进行知识产权保护,但是当时中国还没有相关的法律,后来陆续颁布了《商标法》、《专利法》、《著作权法》。1992年,中美发生了第一次知识产权冲突,这个冲突直接导致我们对本国的《专利法》、《商标法》进行相关修改。2001年入世之前,又按照国际条约来全面修法。所以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到入世之前,中国的相关知识产权法律构建,很大程度上是迫于国际社会对我们的压力,这个过程是被动的。但是中国在入世以后,特别是2008年实施知识产权战略以后,就从被动变成主动的战略性制度设计,这是很大的一个转变。

记者:在这个转变之下,我们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氛围和环境怎样?

吴汉东:我们非常全面地引进了知识产权制度的硬件——法律,但软件——文化环境、市场秩序等是很难复制的。目前来看,我们还没有形成一个“崇尚创新”的保护知识产权的氛围和意识。社会公众对知识产权的认可程度还是不够,对假冒盗版的宽容度依然太大,甚至持欢迎的态度。

记者:改变这种氛围的紧迫性在哪里?

吴汉东:首先,保护知识产权是国际经贸领域的游戏规则。其次,从保护知识产权长远来讲,不利于文化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创新产业的发展。这些产业如果不依托知识产权,是不会有投资者愿意对其进行投资的。所以,对于中国来讲,关于知识产权环境的塑造和养成显得特别重要。

执法力度:提高法定赔偿数额是积极信号

记者:我国在知识产权保护的司法上最突出的问题是什么?

吴汉东:在我国,最大的问题是知识产权保护的力度以及对侵权行为的遏制,还没有达到足以弥补权利人的损失,也不足以遏止侵权人的行为——诉讼周期长、赔偿数额低。但我认为情况正在改善,而且前景越来越好。第一,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进行司法体制改革的背景下,在北上广建立知识产权专门法院,处理专门案件,证明中国要努力提升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水平,避免一案多判或者同案不同判的不良现象,这是进步。第二,提高了法定赔偿额度。2002年的《著作权法》规定赔50万元,但是2010年的《专利法》把数额提高到100万元,刚刚修改的《商标法》要赔300万元以上,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信号。第三,对恶意侵权、大规模侵权规定了惩罚性赔偿,惩罚性赔偿可以比判定的赔偿额度提高一到三倍,加大了侵权的成本。

记者:从目前基层法院的立案和审判来看,大部分的案例是国外品牌对国内侵权的诉讼,有人就认为其实是保护外国人的利益,您怎么看?

吴汉东:这一两年来其实也有中国企业的知识产权受到国外的侵害。李克强总理今年曾在会议上说过一句话:“中国对中外企业各类主体的问题上会一视同仁、同等保护。”这就说明知识产权的问题上,没有中外国籍之分,也没有公私之分,不管你是外国的还是本土的,都会一视同仁。我们现在的商品经济是对外开放的,所以再讨论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是保护外国人的利益,是不合时宜的,也是不符合现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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