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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北农董事长种子背后的农业“新圈地运动”

来源:南风窗   2014-07-20 14:57:56   点击:

导读: 关于种子专利核心的争论是“留种权”,农民按照传统习惯自主保留种子却要受专利法的制裁,这在常识上就会让人难以接受。事实上,这种伦理与法律的僵局只能算是个新生事物。

在国家越来越多的保护知识产权的大环境下,还是有一些人顶峰左岸,最近农业高科技公司大北农集团董事长邵根伙之妻莫云在美国被逮捕,根据爱荷华州首府得梅因联邦法院的起诉文件,她涉嫌从玉米田中盗取孟山都、杜邦等公司开发的转基因种子,并试图寄送回中国用作分析。负责该案件的美国检察官表示,被窃取的是已经申请专利的转基因种子,可能给孟山都、杜邦两家公司带来3000万至4000万美元的损失。此外,美国联邦调查局(FBI)直接介入案件,表明种子属于国家安全层面的问题,美国是一个十分注重知识产权以及专利方面的国家,对于这样的行为属于窃取国家机密的大事件。

大北农董事长妻子窃种子背后的农业“新圈地运动”

现在具体的案件细节以及审判的时间等等我们还都不知道,但是现在看来对于大北农来说是不利的,但以非典型事件的方式将转基因农业的知识产权问题拉入人们的视野。本案之所以是非典型性事件,原因在于种子专利案很多发生在种子公司与农民之间(巨头之间反而容易妥协),转基因农业巨头孟山都就多次起诉美国、加拿大等地的农民并获胜,“大象”与“蚂蚁”之间的诉讼引发人们对“孟山都邪恶”的强烈批评,无论最终的结果如何,倘若真的有犯罪事实,法律和国家都不会姑息的。

种子专利保护的逻辑

知识产权的保护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反盗版”,一种是“防盗版”。前者是事后方式,后者是事前方式。但不管是事前还是事后,基本前提都是“用”,首先要占领市场,占领用户,然后才谈得上知识产权保护问题。

不论是在软件领域还是在转基因领域,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跨国巨头在进入新市场时往往采取欲擒故纵的策略,采取各种措施尽可能多地吸引用户,甚至“欢迎盗版”;待占据市场主导地位后,再举起知识产权大棒。微软在中国就采取了这样的策略,前10年里尽管盗版泛滥,但微软仍采取了放任自流的态度,盖茨甚至说,如果中国用户一定要“偷”软件的话,“希望他们偷我们的”;待国内用户对Windows系统产生依赖性后,自2006年前后,围绕开始采取愈来愈多的反盗版行动。

在转基因农业领域,这样的案例也比比皆是。1996年孟山都进入阿根廷时,阿根廷的专利法同样规定转基因品种不能申请专利,农民有留种的自由和权利,孟山都似乎对此并没有过多计较。不久之后,阿根廷本地的种子企业与化肥企业便由于抵挡不住低成本的压力,纷纷破产或被兼并;转基因大豆具有抗农达特性,其他作物和本土大豆品种则无法抵抗之,几乎完全被摧毁。到了2002年,孟山都转基因大豆占了阿根廷大豆种植面积的99%,随后孟山都就开始通过签订技术使用协议的方式,收取第二代种子的专利费。尽管第一代种子仍然免费,但已不具有市场竞争力,阿根廷农民和政府面对孟山都没有任何谈判能力。

当我们回顾历史时,会发现这样的控制手段并不鲜见。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英美烟草公司在我们华北地区免费提供种子并高价收购烟叶,待农民大面积转向种植烟叶后,又开始提高种子价格并压低烟叶收购价,使烟农从种子到经济上不得不依附烟草公司。

综合来看,转基因种子的控制手段有三类:一是技术手段,尽量提高农民自主留种的难度,包括加快种子的更新换代,并通过农的精准匹配提升新一代种子的优势;二是知识产权手段,核心是与使用者签订技术使用协议(TUA),培训农民接受专利使用规则,并配套“种子警察”等监督措施,建立乔治·奥威尔“老大哥”式的监控体系;三是市场手段,通过收购、加工、物流、销售等产业链条的控制来逆向推广转基因农业。

这是一种全方位的控制体系,德国学者舒伯特等人在其研究中把这种控制体系描述为“再封建化”,农民与种子公司之间的依附关系呈现出半封建特征。在《粮食危机》的作者恩道尔看来,这种转基因农业的推进堪比新一轮的鸦片战争,以基因工程为技术工具,辅以知识产权为制度工具,不管控制主体是产品公司还是种子公司,控制能力都空前提高,而控制对象(农民)的依附程度也将大幅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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