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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公共文化数据库能否纳入法定许可

来源:中国知识产权报   2013-05-20 11:42:52   点击:

导读: 近年来,随着数据库内容需求越来越大,因为涉及更多的出版社和作家,很难获得授权。”如何才能获得更多权利人的授权,是压在人民出版社专职党委副书记沈水荣心头的一块大石头。

5年前,人民出版社承担了一项国家重大项目,为满足党政领导干部的学习需要建设数据库。前几年进展很顺利,数据库内容主要来自人民出版社自己的图书,同时在相关部门的协调下,获得几家中央出版社的授权。“但是随着数据库内容需求越来越大,我们变得举步维艰,因为涉及更多的出版社和作家,很难获得授权。”如何才能获得更多权利人的授权,是压在人民出版社专职党委副书记沈水荣心头的一块大石头。

与沈水荣面临同样困境的,还有中央党校数字图书馆馆长陈高桐、中央党校中国干部学习网副总编陈建才、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部吕淑萍副主任。近年来,根据国家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要求,出现许多为了公共文化建设的目的而建设的数字平台。但在平台建设过程中,遇到难以找到权利人一一授权的问题。近日在京举行的“公共文化建设与数字资源版权保护座谈会”上,几家数字平台的负责人呼吁,为了公共文化建设的目的而开发的数字资源具有特殊性,应该及时修订《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将以公共文化建设为目的的数字资源运用和传播纳入法定许可,并希望通过集体管理组织一揽子解决问题。这些建议在线上线下都引起广泛争议。

参与嘉宾

汤兆志:国家版权局版权管理司副司长

许 炜:国家版权局法规司处长

张洪波: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总干事

来小鹏: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所所长、教授

任海涛:中华书局版权管理与法律事务部副主任

沈水荣:人民出版社党委副书记

吕淑萍: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部副主任

如何定义公共文化建设?

许炜: 这些数据库都是财政资金或者政府资金加以支持,跟商业化的数据库不一样。根据我国现在文化领域体制改革的要求,公益性和经营性两分开。在版权保护上也要划一个相对来说合理的界限,对公益性的,提供更宽松的环境;对经营性的,要施加比较合理的限制。2006年出台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里就设计了类似于法定许可的制度。

来小鹏:首先要考察这种机构的性质,是盈利性的还是非营利性的。完全是公益性质的,不存在任何商业性质的机构,适用一个模式;如果是盈利性的,或者尽管不是以盈利为目的,但是在活动过程中可要收取一定费用维持成本,则适用另外一个模式。

汤兆志:个人观点认为,从事公益或者公共文化服务的机构会和商业作品利用机构有区别,而且在法律法规里已经体现出对公益机构有所倾斜或者照顾。

张洪波:一般而言,公共图书馆、公共文化馆都应该是为公众提供服务的的场所,属于公共文化建设范畴。尤其是实施多年的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其中就包括地方图书馆向农村地区提供免费的数字图书资源。现在文化部设立了一个全国公共文化发展中心就是负责全国公共文化建设和发展,其中包括负责文化共享工程、公共图书馆、公共文化馆、公共电子阅览室等。

这类公共文化数字资源应该在法律法规框架下运行,也就是应该尊重著作权人合法权益的基础上,获得作者和其他权利人的授权后,进行数字化,并向公众免费提供。

任海涛:公共文化建设应该包括:建设的主体应是公益组织,比如图书馆、档案馆等等;建设的内容应当符合文化传承的需要;公共文化建设的内容应当免费向公众提供,建设方不应直接或者间接获得商业利益。从《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的规定来看,只有符合第六条、第七条情形的数字资源,才具有特殊性,构成网络环境下的合理使用。总之,数字资源本身不存在特殊性,关键看是如何利用。不同的利用模式,才可能具有各自的特殊性。

法定许可需要哪些条件?

吕淑萍:我国现行著作权法关于图书馆适用法定许可及合理使用制度的规定在适用范围和使用条件等方面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图书馆界一直在积极地呼吁在立法层面争取适当的针对图书馆使用著作权的例外。一方面我们积极推动建立数字出版物的法定缴送制度,另一方面,希望能够通过立法来保障图书馆的电子图书服务权利。

来小鹏:法定许可不需要征得同意,但是要符合法定多种限制条件,使用情形也是著作权法明确规定的,不能超越范围。关于具体使用情形,现有法律实际上已经做了明确规定,而合理使用仅仅是著作权第三次修改里增加了第十三款。我国现行著作权法里所有合理使用都是法律明确规定的,第二十二条里规定了12种方式,这次修法增加了第十三款:“其它情形”。以公共文化建设为目的、完全没有盈利的数据库,是不是可以纳入“其它情形”中来,这就需要在司法实践中加以解释。

张洪波:《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九条规定了网络法定许可,即为扶助贫困,通过信息网络向农村地区的公众免费提供中国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已经发表的种植养殖、防病治病、防灾减灾等与扶助贫困有关的作品和适应基本文化需求的作品等。

这一规定在实践中有一定的模糊性。第一,农村地区的公众范围如何界定?数字图书馆、公共电子阅览室能否将城市与农村公众划分清楚?城市公共图书馆向城市里的农民工提供是否符合这项规定?第二,适应基本文化需求的作品的范围怎么划定?是否包括文艺作品、科技作品?第三,从国家公共文化建设角度,城市居民也应享受公共文化服务,为什么上述作品仅仅向农村地区公众提供,而不向城市居民提供。我认为,应该对该条款进行修改,细化网络法定许可的范围,明确以公共文化建设为目的使用数字版权资源适用法定许可。

任海涛:作品的价值依赖传播。以公共文化建设为目的的数字资源运用和传播能否纳入法定许可,从而更有利于作品的传播,主要还是要对所使用作品的类型进行划分,不同类型作品不同对待。比如学术性、研究性的作品可以考虑纳入法定许可,但文学类、畅销书不应纳入法定许可范围。其实在2013年1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中,最高院已经试图在明确一个原则,即法院在行使裁量权时应当兼顾权利人、网络服务提供者和社会公众的利益。当然,在现行法条件下,传播者还不能突破法律关于网络环境下对于作品法定许可的规定,否则将导致承担侵权责任。

集体管理组织能否解决问题?

来小鹏:如果这类数字平台使用作品不属于合理使用与法定许可,就需要获得合法授权,而通过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是获取海量资源的最佳途径。对于非会员作品,如果能推动集体管理组织延伸管理立法,既能够解决作品著作权授权的问题,还有利于作品的推广。

任海波: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肯定能够起到积极的作用,但出版社拥有自己的作者库,特别是一些老牌出版机构,本身就类似一个“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和出版机构都应该发挥自己的作用,促进网络环境下的作品传播、文化的传承,使作品的利用在公众和权利人之间寻找到平衡点。

沈水荣:我们曾成立3个人的专门的团队寻找权利人,花了两个月的时间结果只找到5个作者。别无他路,只有依靠文著协来解决授权问题。另外,合理定价是促进作品合法使用的关键。

吕淑萍:国家图书馆目前与文著协密切沟通,希望能够成批量地解决图书版权问题。同时,遵循“先授权后传播”的原则,积极探索多种授权模式,如通过出版商、版权代理机构获得授权。另外,目前国家图书馆已经接受了近300种正式出版物的数字版权的捐赠。

张洪波:公共文化机构自行制定一个报酬标准进行公告,是不符合市场规律的,而与一个个作者、一家家出版社面对面协商洽谈,也不现实。因此,对于公告的报酬标准,由公共文化建设机构与文著协这样的集体管理组织协商洽谈,比较公平合理。文著协除了有权直接授权一些会员作品外,还可以帮助取得一些非会员的授权,帮助协调纠纷,推动公共文化建设。

汤兆志:为作品使用搭建畅通的授权渠道,集体管理制度确实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但除维权外,文著协应该在畅通作品授权渠道过程当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比如发展会员、协调价格、对不同的使用情况进行调研、提供总体的解决方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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